民主楼
民主楼是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的第一栋建筑,从学校东南门进来,你要是只顾低头看手机,顶头撞上的,肯定是这座小楼。
民主楼就三层,南北向,厚墙宽廊,颜色跟碉楼一样,也俗称筒子楼,都没有旁边的树高,在高楼林立的校园里很不显眼。但个头不高辈分高,民主楼在这个校园,属于“始祖”级别的建筑,现在也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对象。我们那一波职工,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要住在实验室里,基本都在民主楼住过,也都属于从文物里走出来的人;有时候做梦,我还会梦到民主楼的生活场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要解决五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向土地要粮食。但百年大计,教育先行;提高亩产,要机械化种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1952年10月,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系与华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中央农业部机耕学校合并成立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同年11月,又吸收了平原农学院。1953年7月更名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1985年10月更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1995年9月,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这个校园因位置在东边,就成了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
从学院升级到大学一年后,即1986年,我分到学校第一大系——农业机械化系的管理工程教研室任教,也是这所学校分配来的第一个会计教师。我来学校报到那天,办完手续,就在这个陌生的校园随便转转,当转到民主楼西侧的路上,面对着夕阳西下,远离家乡的悲壮以及孑然一人的孤单,也让我热泪盈眶了好一会。
“11”代表两条腿,现在回忆起来,我这个人跟“11”有神秘的关联关系,类似风水学说。1986年7月11日,我带着11件行李(其中6件是一位女同学的)和11元钱(其中4元是《蚌埠日报》发表诗歌的稿费),报到后临时住进了五四楼的311房间,后来又住进民主楼211房间,这中间还有不少难忘的往事——往事并不如烟。
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都是国家直接分配,很多单位缺人,不等着学生毕业就到学校挑人,都想抢一个好一点的学生。我专业成绩不是很好,但综合素质特别特别特别高,也属于“个头不高其他高”的那种,就被农工大人事处的杨易老师抢了过来——杨大哥目光如炬,他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农工大人。我报到后,在他暂时安排的311房间住了一个暑假;开学后,等当年分来的青年职工都报到齐了,男职工一起给安排到学校南北楼东边的两排平房。我们那个宿舍住进三个人,留校的元哲文(朝鲜族帅哥),从吉林大学分来的郑大伟和我,两个东北人,一个皖北人,就凑合住在一起了,更像塞进一个沙丁鱼罐头盒子里。
记忆最深的是当年中秋节,学校给我们新来的员工发福利,每人一块月饼,一个小苹果,好像就比乒乓球大一点。毕业留校的老九(孙久臣处长)提着苹果兜子在平房挨门发放苹果,来到我们宿舍门口,看到郑大伟能把门堵死的块头——大伟总说自己只有200斤,再多就不让说了,不然给你急——愣住了,望了一会,递上苹果兜子,大方地说了句:“哥们,你挑一个大一点的吧。”这句话,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中闪现。
也是那个金黄的秋天,在徐北大的撺掇下,我在东楼园厅做了一场《金秋夜话:漫谈诗歌欣赏》讲座。海报贴出后,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座位不够,过道都站着老师和学生。可讲着讲着,人就三三两两地走了,坚持到最后的,就一半人。我赶紧问组织者咋回事?他说:“葛老师,你讲得很好,但你的话大家听不懂,要是用英语讲就好喽。”这太高看我了,我大二时因跟英语老师蒋祖康吵架就不学英语了——35年后我好不容易找到蒋老师,请他吃饭并道歉,这把他感动滴——专攻诗歌语言。但这次讲座让我第一次遇到了语言的普适性问题,顿悟我们的家乡话不适合北京,以及北京和淮北的距离,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是个“土老帽”。
但从“土老帽”的这场讲座确实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学热情和社会风尚。
写诗的人基本都神经衰弱,整天胡思乱想,晚上难以入眠。郑大伟的呼噜是鲁智深级别的,他睡得香,我睡不着,在房外路灯的光线里,看到他的肚子一鼓一鼓的,特别气人。我就用床头的书扔他,扔到他肚子上,他会“哼”一声,停歇一会;但不去根,几秒钟后他又呼噜起来。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我就从宿舍搬到我们教研室的资料室——学校东南角的三间平房去住。资料室有一张大会议桌,写东西特别爽快。我把自己的诗抄在纸上,贴在墙上,寂寞了,就一首一首地朗诵诗歌,特别地书生意气。但那时写的很多东西,因年幼无知不善保存,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资料室有电话,是座机,校内直拨,打外线要先拨零。也是为了自在和宽敞,没多久郑大伟也搬到他们物理教研室的资料室去住了。那时处于青春期,正是一个没事找事的年纪,大伟又如熊猫一样憨态可掬,我无聊时,就想逗他玩。记得一个嘎巴冷的大雪天之傍晚,我坐在资料室的椅子上,翘起腿,望着房顶,万籁俱寂,波澜不惊,百无聊赖,特想整事。一个闪念,我想到了大伟,马上给他拨电话,一本正经地说:“刚才有个女生找你,电话打我这了,说今晚七点她在校门口等你,具体哪个校门我没记住啊。反正我告诉你了,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吧嗒”一声把电话挂了。言多必失!估计那时大伟正有这方面的好事,人在恋爱中智商都会直线下降,甚至为零。他也应是“吧嗒”一声放下电话,就赶紧更衣出门约会了。当时正在下雪,燕山雪花大如席,有些路段光线也不好,甚至黑灯瞎火,但这哥们斗志昂扬,踏着一尺厚的雪,从学校东南门,找到正门,再到西门和北门——转了一圈门,最后估计是被冻清醒了,就跟一头发怒的狗熊一样,来踢我资料室的门。幸好那时的门货真价实,特别结实,他踢不开;使劲踢,受伤的肯定是他自己。硬的不行,他又来软的,压住“呼哧呼哧”的喘气,轻声说:“葛长银,你把门开开,我给你商量个事呗。”得了吧你!商量个屁。“葛长银真的不在!你赶紧走吧。”我清醒的很,反正就是不开门。这小子200多斤!打起来,再有武功也不一定能胜算。
后来资料室不让住了,我就搬到“始祖”级的楼房——民主楼的211房间。学校早期的师生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老师,大都在民主楼住过,而且也大都跟我一样,在此成家,生子产女。所以,民主楼是几代人的婚房,很多老师生活的第一次或生命的第一次都发生在民主楼,这意义不言而喻,也个个刻骨铭心。公共厕所,共用水房,楼道灯光灰暗,条件现在看十分简陋,但楼道里炒菜做饭的烟火气,还是很扑鼻的——同住在民主楼215的徐坤老师,因为她们夫妇是回民,没法吃食堂,一天三顿都在楼道炒菜、做饭,这段人间烟火终将她熏陶成著名作家。
那时候,民主楼的定位还是单身宿舍,要两三个人住一间——后来学校改造筒子楼,给每个房间加卫生间,供年轻夫妇居住,这是后话——我同宿舍的谢建平是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硕士,晚我几年来到这个学校。尽管我先来,但他对我这个来自一所从未听说过院校的会计本科生,压根不放在眼里,很傲慢,不怎么爱搭理我。其实就是专业水平高,文化水平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这样。记得初次见面时,我跟谢建平请教:“你学什么专业的?”他不屑地说:“说了你也不懂。”但他还是忍不住说了,显摆自己的话一般人憋不住,他学术腔十足的显摆也确实体现了北大的教育水准:“我所学的专业可以这么表述:X乘以Y,不等于Y乘以X。”立马给我整懵圈了,以我那时的知识水平,肯定整不明白这种“不可逆”的物理定律。后来我在企业税收实践中找到了这个定律——收入,不开发票也要交税;支出,没有发票不能抵税——这就是实践出真知。后来我们打麻将,玩到一起去了。他特别喜欢大和(hu),追求完美。有一次我观摩他打硬七对,一副牌总共4个五饼,他3个五饼了,还要不知死活地单吊五饼,我在旁边紧张地看着他,“吭哧吭哧”地把第4个五饼抓上来,大和一把豪华七对,太精彩了。好像他就和过那一把,在麻将桌上总的说他是战败国;太追求完美的人,基本没有战胜国。
后来我到赵强公司兼职,经济收入大增,谢建平和我的关系更好了——他经常蹭饭就是一证。我在赵强公司管钱,经常要取现款,有时是天文数字,比如30万——那时刚有万元户——要是被抢走了事就大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就买了个防止抢劫的手提箱,安上电池,手提箱的把手就通电了,一按遥控按钮,立即电击。但这个到底好不好使?也不能等到钱被抢时再检验哇?这把我愁的。那天我把手提箱带回宿舍,一看到结实的西北愣娃谢建平,马上计上心头喜上眉头,心想电他一下应该没事:“我买个箱子,看看如何?”花公司的钱买的东西,档次必须给公司长脸。他接过皮箱,爱不释手,嘴里说着:“不错不错,这皮箱不错。”我偷偷地按下遥控按钮,随着“嘀”的一声,他“啊”地一叫,把皮箱扔了。我没敢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反正箱子经过实践检验了,好使!直到新冠疫情后,我才把这事透漏给他的夫人,也是我的一个妹子——苏小妹。苏小妹听后拉长京腔:“怪不得我家谢建平那么傻呐,原来是你给电的。”这还能赖上啊。妹子,其实吧,美女家暴才是让一个优秀男人变傻的主要原因,不信你去问问徐北大老师,他在家里真挨打,他夫人的胳膊肘子都抡脱臼了。
我结婚后,谢建平主动搬出宿舍,给我们腾出一个婚房——民主楼211。
那个时代的筒子楼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从外边看很旧,在里边看更旧——因为外边还有风吹雨淋,享受大自然的免费沐浴;里边没有这些待遇,尤其是陈旧的墙皮,跟白癜风一样,不是一般的斑驳。结婚后,为了搭建我们这间15平方米左右的婚房,我想了一些办法,先用几块床板,把里边铺成榻榻米,买一个席梦思床垫,铺上,这就把床搞定了——这也是窝的基本建设。再买了些绿色花纹的条形布,把四面墙围住,并借助房顶吊下的日光灯灯管,披挂一些塑料的绿色藤曼,效果立马就出来了——满屋子的绿色,春意盎然。很多在门口路过的女老师,只要往我们屋里瞅一眼,都会忍不住赞叹“好漂亮啊!”但是晚了,真的晚了,窝里已经有女主人了,都早干嘛去了。
就是在这个美好的环境中,我至今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老婆趁我不在家,把朋友送我的一条渡江烟——当时的名牌烟,撕成碎末,给我心疼得生无可恋,但老婆还得恋,我只能把烟末用纸卷起来抽了。那时两人闹别扭,没有隔夜的仇,就屁大的空间,躲都没法躲,不像现在四间房子,找个人还要一间间推门。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难题,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也是在民主楼211这个小小蜗居,徐北大的现任夫人第一次见到徐北大,还说了句“就像上辈子见过一样”,直接对上眼了。我总觉得老婆大都是上辈子遗弃的二姨太,这辈子来讨债;当然也有例外,说不定是人老色衰的大姨太。“一夫一妻”是新中国成立后定下的规矩,很多人的上一辈子都是1949年以前的事;我也曾想就“二姨太讨债”这个话题写篇文章,当时上中学的芭比也说是一个好选题,催我“爸爸爸爸你赶紧写吧绝对好文章。”但一直不敢写哇,这事,肯定属于没事找抽型的。不清楚徐北大娶的是二姨太还是例外,他们拍拖时,拖延的时间太长啦,我就劝他赶紧把婚礼办了吧,整天偷偷摸摸的,别哪天扫黄打非给你抓进局子里。她夫人还把她家楼房的三层阳台收拾出来,撑开遮阳伞,在电话里甜蜜地告诉我:“葛长银,等我和徐老师结婚后,你们就可以天天在我们家三楼阳台喝酒了。”非常捉急,诱饵也特别诱人。但我劝徐北大履行责任,完婚后,至今没有在那个三楼阳台喝过酒,据说现在已经改成菜园子了。徐北大梅开二度,我好像是当之无愧的媒人,按我们老家的规矩,他要送我一个猪头,两瓶“一毛五”的好酒,但这个账一直挂到现在。前几天老两口闹别扭,我打电话借拜年的由头去调和,他夫人都不接电话了,还嚷嚷着“马上就不是嫂子了,不用拜年了。”特别潇洒。只是这都说离了,还没结清那笔猪头账。
我在民主楼住了五、六年,除了这个小小的绿色蜗居,还有说也说不完的快乐时光。在去赵强公司兼职前,尽管收入低,但民主楼盛行打麻将——也可能就是因为收入低,才期望靠打麻将创点收,改善伙食,完全不顾输了要喝西北风的结局,这就是典型的赌徒心理。不清楚是因为会计专业的缘故,还是情场失意牌场得意的定律,我打麻将总是赢钱。赢的钱也基本都跟王核武一起吃馆子了。记得有一回,胡大夫的哥哥从湖北到沈阳出差,途经北京看望家弟,带了千把块钱,就在民主楼老柱子(赵建柱教授)大房间里的麻将桌上,被我们三下五除二地卷光了,他也去不了东北了,只好掉头回了湖北。
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下班回来,在路上买了一斤羊头肉,一瓶二锅头。回到民主楼,敲开连福群老兄的门,他都睡下了,闻到酒肉味,麻溜地坐起来,就在他床头的桌子上,我们俩乐呵呵地把酒肉一扫而光,抹嘴大睡……
很多回味无法回味,正如回不到从前。
但很多回味可以品味。2022年,我们7位在民主楼住过的老哥们,一次聚会后,拉了一个“民主楼”微信群,从此在网络上品味民主楼,并时不时在线下,轮流坐庄,约个酒,掼个蛋,敞开胸怀大笑一场,乐呵半天……
百战归来,马放南山,民主楼的人间烟火仿佛又袅袅升了起来。
2023年2月27日草成
2024年3月15日改定
本文编辑丨岳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