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引起什么然 1978年，一篇文章引发全国热烈讨论，汪东兴：哪个中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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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阿荣
2023年1月2日，曾在南京大学当过老师的胡福明同志去世，引起人们的关注。
或许人们对胡福明这个名字并不太熟悉，但他那篇当年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激烈论战的文章，却是家喻户晓。
1978年5月11日，那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在党内党外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汪东兴则说它是“砍旗”、是征讨檄文，面对人们的议论，他甚至拍着桌子，气急败坏地说道：“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也是很多保守者的意见。
而胡耀邦则坚持认为“理论问题要勇敢”。
最后在邓小平的力挺下，这场大讨论终于尘埃落定，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
这篇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影响之深远，不可估量。
那么，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是指什么？为何能引起党内外激烈的论战？这件事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革命理想信念
胡福明193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解放前夕，由于家庭贫困，几次差点因为交不上学费而辍学。
后来，在一位地下共产党员的资助下，20岁时他成功考入了北京大学新闻系就读。
第二年，胡福明到中国人民大学主修哲学，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党的理论知识和思想精髓，理论功底相当扎实，这也为他日后的哲学思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接受组织的安排，他来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当了一名普通的哲学老师。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彻底粉碎了“四人帮”集团，举国欢庆，胡福明也不例外。
他们几个老师凑钱买酒买蟹，也买了“三公一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第二次解放”，一起讨论祖国未来的走向。
原以为拨乱反正工作即将顺利开展，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党中央新一届班子上台后，紧接着提出了“两个凡是”，让拨乱反正的工作开展得不是很顺利。
由于华国锋、汪东兴等重要领导人是“两个凡是”的坚定拥护者，一般人员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作为一名哲学老师的胡福明，站在专业的角度上来分析，他认为，想要彻底拨乱反正，打开解放思想的闸门，彻底打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
但是只有找到理论依据，用事实说话，他的结论才能够让人信服。
于是，他翻阅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学说和毛泽东选集，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和分析研究，终于在1977年9月，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的底稿写好，并邮寄到《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编辑收到稿件后，一看内容直指“两个凡是”，问题尖锐，十分敏感，便向总编辑杨西光做了专题汇报。
在杨西光的指示下，这篇文章被胡福明反反复复修改了几次。
后来，在《光明日报》几名资深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修订成型，并在原来的题目上加上了“唯一”二字。
为了让这篇文章顺利刊登，杨西光将初稿交到胡耀邦手上，请他审阅。
胡耀邦一看，文章观点清晰，论证充分，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非常符合马列主义关于实践论的论述。
他不仅充分肯定了文章的价值所在，还当场断定这篇文章会将载入史册，结果也验证了他论断的正确性。
1978年5月11日，得到胡耀邦的首肯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在内刊《理论动态》上发表，接着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等重要媒体上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
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告诉原作者胡福明：“老胡，你的文章可能会引起高层的注意，你已经卷入到高层纷争漩涡中，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胡福明笑道：“没有关系，做好自己该做的本分就好。大不了去蹲班房，到时候你要给我送饭。”
这边的主要作者还在和同事开着玩笑，可中央的一些人可就如坐针毡，有点不淡定了。
思想理念之争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正式发表。
汪东兴看完文章后，就发现方向苗头有点不对，但转念一想，这或许只是人们过过嘴瘾而已，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不会对理想信念造成威胁，也就没有太在意。
因为早在当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当时就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可是接下来几天，全国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搞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这摆明了就是针对“两个凡是”而来。
尤其是《人日日报》的转载，让汪东兴怒不可遏，大发雷霆。
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后，他一边抓起电话直接打给了华国锋，告诉他事态估计要升级，不能掉以轻心，希望他出面制止，并且要彻底清查此事。
一边又叫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直接把报纸甩在他脸上，质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汪东兴的愤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华国锋表示：“对待理论问题，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既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模棱两可的中立态度十分明显。
汪东兴知道他的用意，却也无可奈何。
吴冷西看完文章后，倒是同样认为这是在胡闹，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阴谋，是对党的严重挑衅，如果处理不当，必将会全面发酵，甚至动摇全国人民的理想信念。
吴冷西回到办公室立马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编辑胡绩伟，要求他撤下这篇文章，而且不允许《人民日报》在这个关键时刻乱站队。
可吴冷西不知道的是，《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之前，胡绩伟就已经和《光明日报》的总编杨西光沟通过了。
当初杨西光认为，单靠一家新闻谋体发表这篇文章，影响可能不大，很可能如之前那篇《标准只有一个》一样，小范围讨论过就过去了。
见其他几家报社有些犹豫，于是杨西光在征得胡耀邦的同意后，直接对各个报社说，是得到胡耀邦同志点头的。
胡绩伟在吴冷西来电责问后，再次向杨西光确认情况。
杨西光了解情况后，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志已经开会研究讨论过的，绝对不会有错，不要在乎其他人怎么说，不破不立，干就干到底。”
就这样，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并在党中央高层之间掀起了激烈的论战。
5月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郑重其事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看似是真理标准之争，实则是在另有所指、居心叵测。如果处理不好，危害甚大，极有可能掀起一场内乱。”
同时，他也严肃地表明，这是在“砍旗”，也就是在砍毛泽东思想这杆大旗，严重破坏了党内外的团结稳定。当务之急，应以团结压倒一切。
有的代表认为他危言耸听，不明所以地反驳道，理越变越明，道越论越清，何况这篇文章已经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发表了，如果中央不同意，谁敢如此大胆？
本来怒火中烧的汪东兴听到此话后，越发怒不可遏，猛拍桌子站起来驳斥道：“讨论了那么久，你们还不知道矛头指向谁吗？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定要查清楚，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简直是岂有此理。”
面对汪东兴不顾情面的怒斥，与会代表们个个面面相觑，不敢多说一个字，只是将目光移到了说话更有分量的华国锋身上。
华国锋依旧表示：“对待理论问题，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其实，明白人都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只不过不敢明言罢了。
文章所写的正是人民的心声，符合历史潮流的大趋势，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不满，而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这些大道理，汪东兴心里自然明白，但是他为何要逆潮流而动呢？
感念知遇之恩，谭老出面化解
这与汪东兴的一生经历有关。
1916年1月，汪东兴出生在江西戈阳的一个佃户农家，由于受到地主家的压榨和盘剥，生活过得十分困难。
他从小读书不多，13岁那年就参加了方志敏的部队，不过由于他作战勇敢和机智，得到组织的赏识和重用，1932年便加入了共产党。
1947年6月8日，党中央所在地王家湾被敌军飞机发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王家湾，企图一举端掉我军指挥首脑。
随后胡宗南旗下的29军军长刘戡，率领3个半旅约3万余人直扑王家湾，距离不到10公里，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确保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及时转移挑出包围圈才是万全之策，周恩来前来催促毛主席快走，可是毛主席想要见到敌人后才肯转移，其他人见状，也不敢强拉。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气定神闲的抽了一支烟，只有任弼时急得火烧眉毛，但也无可奈何。
随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精囊妙计，找个人看敌人就行了。
这时，毛主席看向了身后的汪东兴，问道：“给你一个连，你敢不敢？”
汪东兴高兴地答道：“只需一个排就可以了。”
汪东兴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还打死了几个敌人，深得毛主席的信任，从此成为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员，长期掌管“8341”警卫部队。
后来，在开国大典、毛主席出访苏联等重大安保和工作任务中，汪东兴都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文化不多，但做事细心周到，一定要跟我走，其他人我用起来不放心。”可见毛主席对他的信任，非同一般。
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最后官至中央副主席。
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能有这番成就，汪东兴是十分感谢毛主席的知遇之恩。
他明知维护“两个凡是”，不符合时代潮流，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其实是对毛主席的一种信仰。
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没有得到切实可行的效果，反而让党内外同志对这篇文章的讨论越演越烈。
然而，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作为党内的另一个喉舌《红旗》杂志，面对热火朝天的论战，始终不偏不倚，既不转载《光明日报》的观点，也不发表任何意见。
这让汪东兴看到了翻盘的机会，视其为救命稻草。
这时，恰逢毛主席85周年诞辰之际，汪东兴对《红旗》总编辑熊复做了指示，让他请老干部谭震林发表纪念毛主席的文章。
他此举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谭震林等老干部拉到自己这一边。
次日，熊复派了一名编辑专门去到谭震林家，说明来由。
当时谭震林还不知道《红旗》保持中立的观点，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还对这名编辑强调道：
“我喜欢实事求是，不喜欢陈词滥调，要写就得从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入手。这段时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写得很好嘛。”
原以为找个好帮手，不料反而弄巧成拙，当谭震林的文章多次修改后，交到熊复的办公桌上时，他是发表还是不发表呢？
为了争取谭震林，熊复再次吩咐编辑去到他家，开门见山说明情况。
不料，谭震林大怒道：“我就是这个态度，你们谁想论战，直接来找我。”
谭震林不经意的加入了论战，让汪东兴、熊复等人彻底失去了信心。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将谭震林的文章送到华国锋的办公桌上，华国锋随即召开了常委会，共同研究。
结果，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同意发表。汪东兴见大势已去，只好顺势而为了。
结语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与会同志正襟危坐，都想知道这半年多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论战的最终结果。
不料，华国锋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道：“以前讲的两个凡是，这句话讲得过于绝对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它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是非常不妥的。”
紧接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同志也站了起来，针对大讨论问题，向大会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最后，邓小平同志归纳总结道：“解放思想，就是要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前提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历史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这种敢于直面问题，及时纠正错误的精神，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后来的历史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