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将开启全球金融治理的 “中国方案”
9月4日,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作为今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以及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中国将为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创新经验。
“G20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升格,解决金融问题是其重要使命之一。”央行相关人士说。
中国的金融治理经验源于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极具系统性、协同性和先进性,“中国路径”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G20其他成员国经验形成的金融治理框架,有条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
新金融秩序
早在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国财政部在巴黎联合举办的第二次G20国际金融架构高级别研讨会,就为G20峰会完善金融架构的讨论进行了预热。周小川行长在该会上表示,目前,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正经历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由法国、韩国主持的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推动各方就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包括防范资本外逃、主权债务重组、债务可持续性、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份额及治理模式,以及推动特别提款权更广泛的使用等内容。
“经历了三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形成了一系列文案。”前述央行人士称,其中包括《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下称《议程》)。
《议程》从扩大SDR使用、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权债重组机制和改进对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纵观G20历史,制定此《议程》实属不易。
G20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深度讨论机制,随后又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在切实解决问题并谋求发展为主题的金融改革议题上,却并不顺利。
2008年,各国形成共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设为G20重要的常设性议题。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成立,但不久后该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停滞,直到今年中国作为主席国,该工作组才得以重启。
追溯至2008年华盛顿峰会上,G20承诺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弥补导致金融危机的薄弱环节。但直到今年,全球主要股市仍大幅下跌,市场情绪一度极为悲观。加之6月底,英国公投“脱欧”的意外结果再次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完善各国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更加迫在眉睫。
今年7月,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近期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周小川认为,G20应继续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强劲和有韧性的金融体系,包括继续推进全球金融部门改革进程,推动总结和提炼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方面的经验,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
“G20此前尚未从根本上搭建起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前述人士直言。
在他看来,此前G20在金融治理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尝试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治理上联合共治,新兴国家能在世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全新金融秩序,还需要以下三方面努力:
其一,通过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以及扩大成员国的直接融资、向全球金融机构追加可用资金等方式,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其二,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协调各国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发展和促进有效管制、监督及其他金融政策的实施,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其三,承诺通过改善全球经济,努力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富弹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确保全球经济的系统稳定。
“任重道远,但中国此次开了个好头。”专家指出。
五大议题
目前各方的共识在于,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因而G20杭州峰会聚焦于五大金融议题: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特别提款权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国际货币发行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日益不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已然缺乏代表性。
在多方推动下,2016年1月IMF宣布《董事会改革修正案》从1月26日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中国份额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可谓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里程碑事件。
而提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与IMF改革可谓一脉相承。2015年11月底,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将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四种货币共同构成SDR篮子货币。由此,SDR的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及人民币与美元等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等,均得以提升。
除此以外的三大议题——改善主权债务重组、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督管理,以及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均是在G20层面构造起应对短期风险的风火墙。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仍在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造成了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说,资本大进大出,加剧了新兴经济体汇市、股市的波动。
跨境资本的高速流动,还会造成各国金融风险关联度和传染性上升,局部或个别国家的金融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效应。并且,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已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风险点,也成为拖累经济复苏的大碍。
其中,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提高国际社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为各国提供更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可用干预资金,从而达到危机预防和危机救助的目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地区金融安排;双边货币互换安排;各国自身的外汇储备。
“G20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除继续完善各层次金融安全网的自身建设外,还研究如何加强不同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前述人士介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高玉伟则认为,近几年G20峰会、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委员会等都对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给予了高度关注,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今年的G20框架下,中国与G20各方、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关注宏观审慎政策,提炼有效宏观审慎政策的核心要素和良好实践,为各国政策制定提供了指引。
结合8月25日发布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内容,当前G20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仍然存在三方面主要问题:
一是尽管美国国会已于2015年12月通过了2010年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但实质上并未根本解决IMF投票权分配和内部治理中的所有问题;
二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改革主要内容的《巴塞尔协议Ⅲ》,由于各国具体的金融结构、法律体系、银行业特征及运行现状、银行监管等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导致落实的同步性大大降低;
三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停滞不前,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本位地位在短期内难以动摇,美元汇率具有极强的外溢效应,特别是2015年以来多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如何引导市场预期并避免市场过度波动成为各国货币当局普遍面临的难题。
重要步伐
“中国未来将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室副主任陈建奇说到。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更高层次、更主动的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
一是加快推进我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实力和经营能力,同时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外两个金融市场的对接,实现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蜕变。
二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在亚洲地区通过金砖国家机制、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上合组织等区域性平台开展货币合作,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担任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的有利时机,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促进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三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包括针对现有金融机构进行存量改革,提高在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开展增量改革,发展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四是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协调机制建设,积极承担新兴经济体国家领头羊的责任,通过“一带一路”共建、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以及大国协调等模式和途径,努力推动形成以G20为全球治理主导机制的共识。
五是稳步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力提高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跨国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对象的中长期资本跨境流动,加强对短期投机资本的管制,充分利用自身作为 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角色,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框架的构建,提高自身的话语权。
G20杭州峰会显然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7月发布的成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强调,要推进改革的全面、一致和及时实施,包括巴塞尔协议Ⅲ和TLAC标准以及有效的跨境处置机制。
据悉,金融稳定理事会将在G20杭州峰会提交改革实施与效果报告,总结金融改革的进程与难点,呼吁成员国更好的履行“率先垂范”的承诺。
“除了会按照既定日程进行,会议还会完成金融监管框架等一系列剩余的重要工作。”前述相关人士称,比如完成巴塞尔协议Ⅲ一揽子政策,制定适用于国际活跃保险集团的全球保险资本标准,加强抗风险能力和处置机制建设方面的指引,提高金融机构可处置性等。
此外,在危机后主要经济体长期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G20号召对与跨境投资流动、资产管理行业等相关的市场潜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与监测,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也正因此,G20杭州峰会之前,中国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一同出席,并力推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参与杭州峰会,使得本次峰会更具代表性和包容性,大力提升了G20杭州峰会的代表性。这对于解决全球金融治理架构的各种问题,意义重大。
附文:
G20手记 :“杭州人”的治理能力有多强?
杭州在迎接G20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和用心,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治理能力。
文︱潘燕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
9月1日,杭州进入G20时间。记者一早来到当日启用的杭州G20峰会新闻中心,其间不断感受到的一些细节,加上随后的京杭运河场外采访,以及前一天到杭后的一路顺畅,都让人想到“治理能力”这个G20热词。
当然,题目中所讲的“杭州人”,不只是地域上的“杭州”,而是指本次G20杭州峰会所有组织策划者,以及为此付出才智和汗水的人们。
▲杭州G20新闻中心咨询台前。(潘燕/摄)
作为参加过多次重大报道的记者,很容易感受到杭州新闻中心扑面而来的舒适,最突出的感受是“清新清爽,豁然开朗”。具体而言,就是工位多、设备好用,服务人性化。
首先是工位多,近1/2的参会记者可同时写稿。
新闻中心设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主场馆一楼,放眼望去,有豁然开朗之感。仅公共工作区,就有近1500个工位!此外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以及境外一些主要媒体,都在媒体专区设有自己的发稿中心,而整个杭州峰会报名的境内外记者不到5000人。
也就是说,宽敞明亮的新闻中心,能同时容纳将近一半报名记者同时工作。
▲杭州G20新闻中心的公共采访区宽敞明亮,设备齐全。(记者/张琰摄)
▲杭州G20新华社发稿中心。(潘燕/摄)
▲采访杭州G20的部分境外媒体也大多设有自己的发稿中心。(潘燕/摄)
其次是Wi-Fi、电脑和双语电话非常便捷好用。
大型采访活动,以往的经验是往往因为人多出现Wi-Fi堵塞,耽误发稿。所以很多高度依赖网络的记者,往往会自己带个无线设备。但在杭州G20,根本不需要。
▲正在杭州G20新闻中心整理取阅资料的“小青荷”。杭州峰会的志愿者又称“小青荷”,很形象,也与“亲和”二字谐音。(潘燕/摄)
不仅无需自己携带Wi-Fi设备,而且相距超过半小时车程的驻地酒店与新闻中心之间,Wi-Fi也可以通用,不用重新设置。新闻中心的电脑也很方便,输入手机号及短信码,即刻搞定,而且为了方便境外记者,服务者还贴心地设置了中英文两种桌面。
提供双语服务的电话,更是深受记者欢迎,而且提供双语服务的时段还相当之长。
▲双语电话受到电视台记者的关注。(记者/潘燕摄)
三是强调人性化,重视细节之美。
其实不仅是新闻中心,驻地酒店亦如此:因为记者的工作没时没点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提供了不只一处的茶歇服务,餐饮部门的服务时间也更长,极大地解决了以往记者因错过饭点儿而只能饿肚子的难题。
▲从驻地到新闻中心,都有不只一处的茶歇区。水果、小点心和茶饮,可以舒缓记者们紧绷的神经 。(记者/张琰摄)
▲为记者提供的免费取阅资料,内容涉及G20、中国发展、浙江及杭州本地的人文经济介绍等。(记者/张琰摄)
另外,与国际惯例接轨,新闻中心还设有静思室、礼拜室,为有需要者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
▲因为比较早,静思室还没有人,又恰巧开着门,所以有了这张照片。(潘燕/摄)
杭州G20新闻中心的优良软硬件服务,让人不得不想到江浙人的细致周到,以及深植于他们血液中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文化,大而言之,就是一种治理能力。
▲高铁接站的志愿者。(记者/张琰摄)
事实上,这种先进、周到和人性化的软硬件服务,从一走出高铁站进入杭州,便感受强烈,并贯穿在采访和日常的很多时候。
▲杭州G20场外采访路线中的志愿者 ,标牌指示非常直观。(潘燕/摄)
比如安检。世界多国首脑齐聚杭州,在全球恐怖主义猖獗的今天,安检严格当然是题中之义。但严而不烦,严而有序,且效率之高,却相当出乎记者意料。连续三天进出安检中,记者在这一环节几乎没有太多等待,这其中,除了人员培训到位、装备精良外,更重要的是人性化的用心和细心。
▲媒体驻地酒店安检可正反双向。进驻地要安检,若从驻地到新闻中心,可从酒店远程安检后直接进入,避免多方人流汇集到新闻中心造成长时间等候。(潘燕/摄)
比如对“远程安检”的设计。要知道,本次峰会报名记者有将近5000人,即便其中1/5要在某个上午到新闻中心,安检的等待时间也会让人不胜其烦,这种情况以往屡见不鲜。但“杭州人”却能把安检提前到各自的驻地,从酒店出发时先安检,再上车,下车后直接进入会场,将原来的一条长线,变成了多条短线,非常人性化。
▲在驻地酒店安检后直接进入新闻中心,避免了多方人流汇聚至一处的拥堵等候。(潘燕/摄)
再比如浙江省及杭州花费巨大财力精力整治的京杭运河南端,着眼点绝不局限于整治河道,而是把环河及周边商区统筹进来,进行深度经济社会整合开发。伴随着申请世遗成功,这里正在成为西湖及周边之外的另一大历史人文经典景区。
▲京杭运河沿线及周边开放,是峰会安排的场外采访线路。此为游船上。(潘燕/摄)
▲拱宸桥东西横跨大运河,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是京杭大运河到达杭州终点的标志。对“老杭州”来说,过了拱宸桥,杭州就到了。(图片来源网络)
▲京杭运河拱宸桥西的历史文化街区即景。(潘燕/摄)
▲京杭运河拱宸桥西的历史文化街区即景。(潘燕/摄)
▲京杭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已有400年历史。(潘燕/摄)
同样,运河桥西文化区内的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能借助老厂房开辟现代化博物馆,且着意保留住原有外墙的马赛克,以留下对上世纪80年代经典建筑风格的尊重;同时大胆开辟专门空间,引入一批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进驻,这在细节之外,展示了治理能力中很重要的眼光和胆识。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着意保留老厂房原有外墙的马赛克,以留下对上世纪80年代经典建筑风格的尊重。(潘燕/摄)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引进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蒋淦勤在讲自己亲手做的,已用了20多年的紫砂壶 。(潘燕/摄)
所谓G20机制,说到底,就是通过持续的经济协调,不断完善全球治理。那么,G20选择杭州,就真的很对。
如同这个杭州G20峰会标志——初看时记者曾略感平淡,但放到杭州的背景下,竟日益清澈优美氤氲起来……
